谢灵运（３８５—４３３），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一带）。东晋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他是第一个大力模山范水的山水诗作家，对扫荡“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有大功劳，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也有相当大的贡献。

文学史家们喜欢强调陶渊明与谢灵运的不同，是的，他们的为人风格与为文风格都有极大的不同。他俩风格既不同，以读陶之眼光与趣味来读谢，当然格格不入。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提到，陶诗之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之不可及处在新在俊。真而厚，是合乎中国诗歌审美传统的；新与俊，则是突破了传统。谢灵运费了不少力去突破，却不大讨好。赵宋以前，尤其是他生前，他的诗名是了不得的。他在老家始宁写诗，一传到京城，贵贱莫不传写，连皇帝见到他，都要先问他最近又有什么新作。那时候，除了会稽郡的谢大诗人，谁又知道在浔阳柴桑，还有一位自称“五柳先生”的陶潜也在写诗？这两个同时代的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同在玩跷跷板：这个上来那个就下去，这个下来那个就上去。当初谢灵运高高在上，陶渊明简直低得没了影儿；赵宋以后陶上来了，谢却一直没能抬头。谢一生都愤愤不平，若死后有知，这一点不知会令他多么愤慨。

 

 

    在我看来，陶与谢之最大区别，在于陶已安好他那颗心，而谢则没安好心——这话有点歧义，不过有点歧义正好。他既没有安顿好自己这颗心，因而这颗心永是浮躁，使得他“多愆礼度”，“猖狂不已，自致复（覆）亡”（《南史·本传》）；同时，他在有些时候也真是对人对事不安好心。比如，他既不能够抛官不做，却又不好好做官。在做永嘉太守时，就只顾自己肆意游乐，而“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这样不关心民间疾苦，大概不能算是好官，好人也算不上。七品芝麻官徐九经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送给他正合适。

他岂止不关心民间疾苦？他有时简直是地方一霸。他因父祖遗产，生业甚厚，本来已是养尊处优，却还不知厌足，不断凿山疏湖，功役无已。他竟通过宋文帝，让会稽太守孟  把会稽郡东面的回踵湖放了水，与他做良田。孟太守因此湖“水物所出，百姓惜之”，坚决不给他。他又要另外一个湖，孟太守也犟上了，还是不给，他就肆言攻击人家。我想，这件事显然是谢诗人不对。不论孟太守此举动机如何，但他这样做的客观结果，却着实有益于百姓，而谢诗人这样做，定有害于百姓。所以我说谢灵运没安好心。

后来孟  告他有“异志”，图谋不轨，摆出要逮捕他的架势，吓得他赶紧进京，伏阙上书。文帝没有治罪于他，却也不让他再回会稽，而让他做临川内史。到了新地方，他依然是游放不止，又为有司所纠，要逮捕他。这次他自己大约都厌烦自己了，干脆拉起旗子造反，兵败后被捕并流放广州，不久在广州被杀。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孟  说他有“异志”，那是诬告；但他没安好心，倒是真的。一个大诗人，谈起玄理佛法，头头是道，最后却因争一湖而送命，说是“贪夫殉财”亦未尝不可。所以谢灵运的境界，比起陶渊明，确实差了一截儿。

而要说对体制的不适应，谢灵运比陶渊明更甚。陶虽不适应，但其性格尚不至于如谢那样骄躁。比如陶在彭泽县当县令，公田一百亩，他一开始要全种上秫，以便酿酒。说“吾尝得醉于酒足矣”。但他妻子固请种粳，他也就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王弘要见他，他不愿意见，但王弘在路边摆酒诱他，他就酒也喝了，人也见了，并不为忤。自家酿酒，酒熟，手边无漉酒的工具，他便从头上解下葛巾漉酒，漉毕，再把葛巾盘回头上。他好像无可无不可，一切顺其自然。所以，他与世道人心的冲突也就比较平缓，其间还有较大的周旋余地，这余地，就够他逍遥了。

    而谢灵运则不然。他皎皎易污，峣峣易折。他与刘裕不合，与刘义符不合，与刘义隆还不合——三个皇帝，他得罪完了。他又“构扇异同，非毁执政”，与徐羡之等人结仇。他与孟  不和，与御史中丞傅隆不和，与临川郡上上下下不和……他总是与人冲突，且事情又总是做得太绝。这种弹性的缺乏和空间的逼仄，是他一生的悲剧。而这又正好促成了他诗歌的特色——繁复。景物繁复，意象繁复，词汇繁复，甚至用字，他都喜欢笔画繁复的。读他的诗，我们有时有喘不过来气的感觉。他的诗，空间太逼仄了，不像陶渊明的那样疏疏朗朗，有透气感。诗境的繁复与他内心对这个世界的繁难感受有关。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他的诗歌看成是他追求弹性空间的心灵记录：山水的搜寻，乃是心灵对空间渴求的外化；谈玄奉佛，则是他试图增加自己性格弹性的努力。

但奇怪得很，他的这种努力竟也走上了极端：他对山水的搜寻，像是一个疯子。在永嘉做太守，他竟然“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在朝廷做秘书监，天子眼皮底下，他竟然也“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假）”。在老家赋闲，他带着大干人马“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从始宁南山出发，“伐木开径，直至临海”，把临海太守王琇吓了一大跳，以为来了一群山贼。

他这样无节制地搜求山水，我们看得出他内心的躁动。他实际上已不是在从容地游山玩水，而是在迫切地寻找一种能使他心灵平衡的东西。这东西怎能外求？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是一种“安心”的功夫。可惜的是，他缺少的就是这些。

   

    我们从谢灵运的行为和他的诗作及其诗作中充斥的大量玄理中，可以看出他为了“安心”是如何努力，但却不见结果。对陶渊明，我们觉得他可爱可敬，还可羡可慕，但对谢灵运，有时我直觉得他可怜。他东奔西突，四面出击，直至疲惫不堪，最终却没有突出一条生路。陶渊明的生活与心态都以“静”为特征，而他则是永无休止的“动”，穷折腾，不，富折腾——可折腾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心中空空。他自己都失望，都厌烦，他活腻了。他游山玩水，竟然一日百六七十里，这哪里还是游玩，这简直是在赛跑，是和自己烦躁的心赛跑，想把它丢在后面。他这样疯跑，既是对未知快乐的追寻，又是对当下生活的逃逸：他永远生活在别处。他不能安心，现实中也就不能安身。

我们大谈陶谢之不同，那主要是他两人在性情、修养上的不同。在思想层面上，他们是有大相同的：他们在价值追求上是相同的。不管谢灵运实际上对功名富贵多么向往，但在思想层面上，他是赞成对世俗富贵的超越的。他诗中有些句子，和陶渊明如出一辙：

 

 

谢诗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羁雉恋旧侣，迷鸟怀故林。

（《晚出西射堂》）

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

（《斋中读书》）

陶诗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饮酒》其二）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园田居》其一）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归园田居》其一）

    这是随意挑出的几句，未做全面细致的遴选，但足以见出两人的共同思考。对体制的警惕，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是他俩共同的价值追求。

 

 

    谢灵运虽然在纵情山水时仍然不忘“飞鸿响远音”（《登池上楼》），以至于山水不足娱其情，名理不足解其忧，但他毕竟用他的游荡在山水之间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和凶险的社会相对立的和谐而可亲近的生机盎然的自然山水。自然在建安诗人那里是社会凶险的陪衬，一如曹操在《苦寒行》和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所描写的。一直到陆机，我们看他的《赴洛道中作》，自然也是令人厌恶的，是令人退避的，是人生险途的暗喻。但在谢灵运那里，自然却是心灵的益友了——“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自然还能启发心智，安慰心灵——“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应该说，他是第一个发现山水的美感的，他虽然没有说山水“可居”，但他指出了山水的“可游”，并在山水的美感与人的心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在这之前，一些哲人也谈到过山水，比如孔子，他就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类的话。但孔子所言的山水往往是伦理道德的象征，孔子由此架起的人与山水之间的桥梁是与人内心的道德情操相关联的。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人隐于山水。但他们隐于山水的原因正是看中了山水的凶险，因为山水的凶险恰可反衬隐者道德的崇高。山水在那些隐者眼中是没有美感而只有道德感的。如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阮籍所遇的苏门山上的苏门先生。伯夷、叔齐采薇而食终于饿死，苏门先生的全部生活资料也只是“有竹实数斛，杵臼而已”。这些都是通过山水的凶险来反衬隐者道德的崇高的。正如陶渊明不是去描写田园生活的艰辛，而是描写田园生活的美一样，谢灵运向我们展示的，是山水之美。虽然他不至于真正归隐山水，但山水之美经他阐发却深入人心了。也就是说，他架设了人与山水相通的又一桥梁：孔子的是伦理的桥梁，他的却是美学的桥梁。伦理的山水使我们敬畏，而美感的山水却可供我们退避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