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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让钱钟书夫妇举世闻名。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并不了解。1998年，钱先生逝世，但罕为人知的是他们惟一的女儿钱瑗于1997年已先他而去。如今，92岁高龄的杨绛女士独伴青灯，用心记述了他们相伴63年鲜为人知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他们曾把婚姻比作“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围城，而他们自己却率先进入了这围城。围城中夫妻同灶共生的意味也在《我们仨》一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本刊特摘编其中部分，以飨读者。
上篇 情系牛津
1935年7月，钟书不足25岁，我24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了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了。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艄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讲定以后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但此后，我们并没有各持异议，遇事两人一商量，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他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了大半个门牙。他是一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未及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一大跤。那时我们在老金（Mr.King)家做房客。同事除了我们夫妇，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我急得不知怎样能把断牙续上。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我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老金家的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钟书饮食习惯很保守，洋味儿的不大肯尝试，干酪怎么也不吃。我食量小。我能吃的，我省下一半给他。我觉得他吃不饱。这样下去，不能长久。而且两人生活在一间屋里很不方便。我从来不是啃分数的学生，可是我很爱惜时间，也和钟书一样好读书。他来一位客人，我就得牺牲三两个小时的阅读，勉力做贤妻，还得闻烟息，心里暗暗叫苦。
我就出花样，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膳宿都能大大改善，我已经领过市面了。钟书不以为然，劝我别多事。他说我又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我们的房间还宽敞，将就着得过且过吧。我说，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
我按照报纸上的广告，一个人去找房子。找了几处，都远在郊外。一次我们散步“探险”时，我偶见高级住宅区有一个招租告白，再去看又不见了。我不死心，一人独自闯去，先准备好一套道歉的话，就大着胆子去敲门。开门的是女房主达蕾女士——一位爱尔兰老姑娘。她不说有没有房子出租，只把我打量了一番，又问了些话，然后就带我上楼去看房子。
房子在二楼。一间卧室，一间起居室，取暖用电炉。两间屋子前面有一个大阳台，是汽车房的房顶，下临大片草坪和花园。厨房很小，用电灶。浴室里有一套古老的盘旋水管，点燃一个小小的火，管内的水几经盘旋就变成热水流入一个小小的澡盆。这套房子是挖空心思从大房子里分隔出来的，由一座室外楼梯下达花园，另有小门出入。我问明租赁的各项条件，第二天就带了钟书同去看房。
那里地段好，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过街就是大学公园。住老金家，浴室厕所都公用，谁喜欢公用的呢？预计房租、水电费等种种费用，加起来得比老金家的房租贵。这不怕，只要不超出预算就行，我的预算是宽的。钟书看了房子喜出望外，我们和达蕾女士订下租约，随即通知老金家。我们在老金家过了圣诞节，大约新年前后搬入新居。
我们先在食品杂货商店订好每日的鲜奶和面包。牛奶每晨送到门口，放在门外。面包刚出炉就由一个专送面包的男孩送到家里，正是午餐时。鸡蛋、茶叶、黄油以及香肠、火腿等熟食，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一切日用食品，店里应有尽有。我们只需到店里去挑选。店里有个男孩专司送货上门；货物在木匣里，送到门口，放到门外，等下一次送货时再取回空木匣。我们也不用当场付款，要了什么东西都由店家记在一个小账本上，每两星期结一次账。我们上图书馆或傍晚出门“探险”，路过商店，就订购日用需要的食品。店家结了账送来账本，我们立即付账，从不拖欠。店主把我们当老主顾看待。我们如订了陈货，他就说，“这是陈货了，过一两天进了新货再给你们送”。有了什么新鲜东西，他也会通知我们。钟书《槐聚诗存》1959年为我写的诗里说什么“料理柴米当家”，无非做了预算，到店里订货而已。
我们记不起我们是怎么由老金家搬入新居的，只记得新居有一排很讲究的衣橱，我怀疑这间屋子原先是一间大卧室的后房。新居的抽屉也多。我们搬家大概是在午后，晚上两人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一大壶水一会儿就烧开。我们借用达蕾租给我们的日用家具，包括厨房用的锅和刀、叉、杯、盘等，对付着吃了晚饭。搬一个小小的家，我们也忙了一整天，收拾衣物，整理书籍，直到夜深。钟书劳力得放倒头就睡着了，我劳累得睡都睡不着。
我们住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学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老金家哪有这等好茶！而且为我们两人只供一小杯牛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一同生活的日子——除了在大家庭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钟书有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钟书做给我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后来国内买不到印度“立普登”（Lipton)茶叶了，我们用三种上好的红茶叶掺和在一起替代；滇红取其香，湖红取其苦，祁红取其色。至今，我家里还留着些没用完的三合红茶叶，我看到还能唤起当年最快乐的日子的回忆。
我联想起30多年后，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我晚上把煤炉熄了，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做了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做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我们搬入达蕾出租的房子，自己有一厨房了，钟书就想吃红烧肉，俞大缜、大姊妹以及其他男同学对烹调都不内行，却好像比我们懂得些。他们教我们把肉煮开，然后把水倒掉，再加生姜、酱油等作料。我们的厨房用具确是“很不够的”，买了肉，只好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然后照他们教的办法烧。两人站在电灶旁，使劲儿煮——也就是开足电力，汤煮干了就加水。我记得起那锅顽固的犟肉是怎么消缴的了。事后我忽然想起我妈妈做橙皮果酱是用“文火”熬的。对呀，凭粗浅的科学知识，也能知道“文火”虽文，力量却比强火大。下一次我们买了一瓶雪利酒（Sherry),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汤也不再倒掉，只撇去沫子。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钟书吃得好快活哟。
我们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从此一法通，万法通，鸡肉、猪肉、羊肉，用文火炖，不用红烧，白煮的一样好吃。我把嫩羊肉剪成一股一股细丝，两人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然后把蔬菜放在汤里煮来吃。我又想起我曾看见过厨房里怎样炒菜，也学着炒。蔬菜炒的比煮的好吃。
一次店里送来了扁豆，我们不识货，一面剥，一面嫌壳太厚、豆太小。我忽然省悟，这是专吃壳儿的，我们焖了吃，很成功。店里还有带骨的咸肉，可以和鲜肉同煮，咸肉有火腿味。熟食有洋火腿，不如我国的火腿鲜。猪头肉，我向来认为“不上台盘”的；店里的猪头肉（Bath chap)是制成的熟食，骨头已去净，压成一寸厚的一个圆饼子，嘴、鼻、耳部都好吃，后颈部嫌肥些。还有活虾。
我很内行地说：“得剪掉须须和脚”。我刚剪得一刀，活虾在我手里抽搐，我于是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又走回来。钟书问我怎么了。我说：“虾，我一剪，痛得抽搐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钟书跟我讲道理，说虾不会像我说的这样痛，他还是要吃的，以后可由他来剪。
我们不断地发明，不断地实验，我们由原始人的烹调渐渐开化，走入文明阶段。
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画花脸，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我把做午饭作为我的专职，钟书只当助手。我有时想，假如不用吃饭，就更轻松快活了。可是钟书不同意。他说，他是要吃的。神仙煮白石，吃了久远不饿，多没趣呀，他不羡慕。但他做诗却说“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方”。电灶并不冒烟，他也不想辟。他在另一首诗里说：“鹅求四足鳖双裙”，我们却是从未吃过鹅和鳖。
钟书几次对我说，我教你做诗。我总认真说：“我不是诗人的料。”我做学生时期，课卷上作诗总得好评，但那是真正的“押韵而已”。我爱读诗，中文诗、西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他一起谈诗论诗。我们也常常一同背诗。我们发现，我们如果同把某一字忘了，左凑右凑凑不上，那个字准是全诗最欠妥帖的字；妥帖的字都有黏性，忘不了。
那段时间我们很快活，好像自己打出了一个天地。这一学年，该是我平生最轻松快乐、也是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
下篇 小家风景
1936年，我怀上了孩子，我们俩成了我们仨。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是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
临产时，钟书很郑重其事地陪我到医院。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孩子会在乔治六世加冕大典(5月12日)出生。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等我醒来，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一个护士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说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解除产妇痛苦的“法子”，对她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觉得奇怪，不解地问：“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后来护士把我女儿抱来给我看，据说我们女儿是在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
钟书当天来看了我四次。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麻药，还没醒。第三次来我却无力和他说话。第四次是下午茶之后，护士把女儿从婴儿室里抱出来给他看。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得意“致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阿圆长大后，我把钟书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
钟书这段时期一个人过日子，更是笨手笨脚了。他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然后他又把台灯砸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把门轴弄坏了，我说：“不要紧，我也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一星期后，钟书接我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虽然钟书学问很深，可是他却“痴气”十足，又有孩子般的童心。回国后的一个大热天，钟书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了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又有一次，我临帖时困乏睡着了，他就趁机饱蘸浓墨给我画了个花脸，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等我洗净墨痕，脸皮都快洗破了。他不敢再恶作剧，只好给我画幅肖像，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阿圆渐渐长大了，父女俩常结成一帮反对我。我爱整洁，我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整整齐齐。
他们认为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
我们仨，却不止三人。阿圆长大了，会照顾我，像我姐姐；会陪我，像我妹妹；会管我，像我妈妈。阿圆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钟书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如有问题都勤查字典，到无法自己解决时才问钟书。在我们眼里他的形象很高大。可他穿衣吃饭，都需我们母女把他当孩子般照顾，他又很弱小。
一天晚饭后，他们父女俩玩得正酣。钟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 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的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摞大词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着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钟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
解放后，我们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1951年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我们免得犯错误、惹是非，就离群索居，常挪用工作时间偷出去玩，颐和园后山的松堂，游人稀少，我们经常去走一走后山，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圆圆周末回家，有时和我们一同出游，1955年秋她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
1956年，我家三口人，分散三处，我下放农村、圆圆到了工厂，钟书则在昌黎捣粪，吃的是霉白薯粉掺玉米面的窝窝头。我们一家分离了三个月又团聚了，他居然很顾家，带回很多北京已买不到的肥皂和大量当地出产的蜜饯果脯。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有时我们仨下馆子，就一面吃，一面看邻桌吃客的热闹。吃完饭算账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还演得正热闹，还有新上场的。我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的。我们三人在一起，趣味无穷！
1978年，圆圆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可她出国一年，我们想念得好苦，争着读女儿从英国寄来的信；阿圆回国时，做了拿手菜孝敬我们。那段时间我们都有随代表团出国。有时，他俩在家会向我造反，他们连床都不铺，预知我将回来，赶忙整理。我回家后，阿圆轻声嘀咕：“狗窠真舒服。”我和女儿也会联成一帮，笑钟书是色盲，只识得红、绿、黑、白四种颜色，其实钟书的审美感远比我强，只是他不能说出颜色的名称；有时我们夫妇联成一帮，说女儿是学究，是笨蛋，是傻瓜。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我出国时，钟书也详细记下家中琐事还加上圆圆的评语。这种琐碎的事我们称之为“石子”，好比潮退留在海滩上的石子。
我们最终在现在我所住的三里河寓所安顿下来了。三里河，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仨相守在一起，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还有阿圆相伴，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
这一晃就是几十年，我知道人间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北师大校舍里常停电，暖气也随着停。阿圆的朋友要出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搬家很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上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
1994年钟书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有时是阿圆来帮我。有一天，阿圆忽然对我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她动动自己的右手指——她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她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能站着。我特来告诉一声，叫爸放心。”说完她就走了。
那天很冷，我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钟书已经在病床上等我，我知道是瞒不住的，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委婉地告诉他。钟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乎我意料地说：“坏事变好事，她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
从此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1997年早春，阿圆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又是老人。
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大声疾呼。惶急中醒了，我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我自顾自地走了。钟书安慰我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钟书大概是记得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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