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之后，是元康。杀戮依然凶残而频繁，并且那带血的刀锋也指向了司马氏家族内部。这期间的文人有所谓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有什么贾谧的“二十四友”，还有那由当代豪富才情也勃发的石崇主持的、盛极一时热闹非常的“金谷诗会”，西晋的皇室虽然没有文化与教养，其开国之初的文坛倒也热闹。连刘勰也赞美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从人数而言，从声势而言，从文的自觉与作品的数量而言，不仅为一时之盛，而且可以说是超越前代了。但非常可惜的是，文学是以质量胜而非以数量唬人的。与建安、正始的凛凛风骨飒飒风力比，他们很像是文学市场上的赶集者、打群架者，卖弄风情者。他们的才华可能并不比前代诗人差，但他们的心胸与境界和他们朝廷的道德水准一样，和前代有不小的差距。他们的创作，既是炫耀自己的才华，展示自己的才华，却也因此糟踏了自己的才华。他们大量制作拟诗，拟古人，拟乐府，拟形式，拟题材，这表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规避。他们又是一群超级驼鸟。更可怕的是他们对现实感受能力的退化与丧失：他们已经无法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感动与感触了，从而现实生活中的苦痛与欢乐便从他们的文学题材中消失了，现实生活竟然不再是他们文学的对象。他们把文学雅化了，把文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智力游戏，而文学创作则成了一种与古人和与朋友之间的智力竞赛。比如陆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我们找不出他经历过的众多社会政治大变故的影子，倒是找出了一大堆的拟诗。他的生活是那么一团糟，危机四伏，朝不虑夕，但他的诗却那么超然，他那么矜持地表现自己趣味的高雅和智力的高超，大家只要去读读他的《文赋》及《演连珠》等等，就可知我言不虚。对了，除了拟诗，还有朋友之间的唱和。是的，这也是一个唱和诗大量涌现的时代。他们需要在不断的唱和中给自己壮胆，更兼吹吹拍拍，把彼此都弄得舒舒服服。文学，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贵族化的修养，是他们贵族沙龙的身份证，“金谷雅集”与“二十四友”都是有门槛的，只有会玩文学这一手的，才能厕身其间。他们既有着曹丕曾经批评过的“文人相轻”的毛病，又染上了更可恶的“文人相拍”的恶习，拉帮结派，自造声势，自抬并互抬身价。他们的才华就在这些近乎无聊的互相炫耀中被葬送掉了。

    《诗品》评张华诗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张华在那时代算是木秀于林的人物了，他的文学趣味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悲怀壮烈的功业感慨没有了，哀感流涕的忧生之嗟也没有了，一切都在转向麻木与平庸。道德的麻木与才智的平庸往往是孪生的时代之子。这确实是一个麻木与平庸的时代，没有大思想家（倒有几个鬼聪明式的沾沾自喜的人物），文坛上也没有大作家（有的是一些小白脸式的风流才子）。没有大思想家大作家的时代是黯淡的，寂寞的，无个性的，大家都在追求平庸中的小玩意，小花样，并沾沾自喜。“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思想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无志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这是兴趣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没出息。可以说，他们都是在掩耳盗铃式的小心避开伦理上的痛苦，而沉入感性形式的欢愉。但无道德痛苦感的人是无道德感的，没有良心的刺痛也不会产生责任心，试图避开伦理上的痛苦必然降低他们作为作家的价值。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独不让我们尊敬，甚至连同情也勉强了，虽然他们的遭遇甚是悲惨——死于杀戮的就有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石崇、刘琨……等等。但除了张华与刘琨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了正义而死，甚至也不是为了他们自身抱持的价值而死。也就是说，他们是不专一的无执着的，除了张华、刘琨等极少数几人外，他们遭遇的悲惨使我们惋惜，但他们人品的卑贱也让我们厌恶。可以说，这简直是一个“一塌糊涂的泥塘”。这些作家中，在艺术上可以称得上是阮籍《咏怀》诗的继续的，只有左思。而能够在思想与人格上与嵇康相比的，则一个也没有。文的自觉有了，文人——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却没有了。古代士人的那种“仁以为己任”、“以道自任”的精神，没有了，汉末党锢群英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救世精神与道德祟高，到了这时，终于扫地以尽。

    我们举陆机一段论“死”的文字，看看他们是如何小心的避开恐惧与痛苦，为自己寻找心理安慰的：

    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乐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无知焉，又何生之足恋？

    这显然是对生（生存现状——社会现实苦难）的委婉控诉。但他的着力点却从这一层上滑开去，而滑入自我安抚中了。他们确实有拒绝对象而热衷自慰的倾向。这一时代的作家大都是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直面惨淡人生的。

    如果说，建安作家有志气，他们志深笔长，梗慨多气；竹林名士有思致，他们满怀忧生之嗟，愤怨之情；那么，西晋的名士们则既无志，也少思。这是一个没有志向也缺乏思考的时代，他们随世道之波逐流，与政治之舟沉浮，听欲望之令蹉跎。他们哪有反思的闲暇？黑暗现实不能激发他们的志向，倒是勾起了他们的欲望。人欲淹没了人心，思想便成了多余的与可笑的。在那浮华世风的浸染之中，以身殉利还来不及，还要什么思想！

    建安时期，曹操有“对酒歌，太平时”的理想，司马氏“三祖”（司马懿、师、昭）包括晋武帝司马炎有什么？曹操有“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悲天悯人，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美情怀，他们又有什么？他们只有杀戮与权欲！以杀戮来满足权欲，是这个家族（司马炎除外）的祖传心诀。这是一个政治毒瘤一般的家族，一个反人类的家族。这个家族从杀政敌杀异己起家，到家族自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他们一直在嗜血。这样的政治实体还有什么政治信念与理想？于是，自上而下的，肉欲之徒取代了慷慨之士，西晋的政坛成了饕餮天下的餐桌，西晋的文坛自然也就只能啜食其残羹冷炙。

    “竹林七贤”本来就是一个偶然相合终当必分的松散群体。（现在有人怀疑这个称谓及其所指称的集体在当时是否真的存在，很有道理）嵇康、阮籍这样的真名士与山涛、王戎甚至向秀在人生态度上有着极大的区别。嵇、阮不特反对司马氏，他们还有着对世俗富贵的蔑视。这可能是他们与山涛等人的最大最本质的区别。阮籍《大人先生传》言：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争。与世争富，则富不足先。

    他追求的是“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嵇康也宣传“外荣华而安贫贱”（《答难养生论》）而山涛何许人也？他早年即对其妻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晋书》本传），其人生追求及为人趣味，与汉代小丑朱买臣一个腔调。他可能不贪财（他死时“旧第屋十间，子孙不相容”），但他太慕势，不富而贵。王戎之贪鄙，更是入了（《世说新语》之《俭啬》：

    戎好治生，园田遍天下。翁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资。 

    甚至有钻桃核之举。这是既要贵又要富的人物。向秀同样崇尚富贵而与嵇康反对。他说：“崇高莫大于富贵”（《难养生论》）。于是，历史进入元康，嵇康就戮，阮籍忧死，而一帮贪鄙之徒则在朝廷引路人的引领下昂首阔步进入新时代。历史在经过优汰劣胜之后，一批老滑头老贪鄙与新生代的新新人类，共扇浮华之风。一边是何曾、何劭父子，日食万钱，二万钱，一代胜过一代；一边是王恺、石崇二贵，斗富比阔，一个更比一个牛。末日狂欢开始了！

    此时的政治，正如阮籍曾恶谑过的，是一条破烂肮脏散发恶臭的棉裤裆，只有虱子才能从中找到安逸的感觉。而此时的文人们还真从中找到了安适——不，“安”没有，“适”则是真的。末日狂欢本来就是过把瘾就死，所以只要一时适性快意，“安”早就不要了。陆机、潘岳、石崇……，他们都对自身处境不“安”过，但仍离不开这个“适”。这是他们的无奈，也是他们人格堕落的证明。说他们无奈，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说他们堕落，则是因为他们涉足政坛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觉其臭，并且说服自己的良心，不断对自己的良心重复：这就是生活！然后还能从中发现美。晋以杀戮而得天下，其诞生之初，便无道德上的自足感；其既生之后，更无道德上的理想。无论君还是臣，朝还是野，君子还是小人，都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追求。小人固然在那里进行末日狂欢，享受着堕落的轻松快意，君子也无所建树，充其量也只能大致维持世道的平静，让这末日延长一些。这样的君子，我指的是张华。他与刘琨，是我在这时代仅愿为之用些笔墨的人物。

    读《晋书》中的张华传，觉得他可敬也可怜。他是一个贫寒出身的人物（他甚至放过羊），却立志要支撑贵族大厦的危局。而那一帮贵族自己，却在那里穷奢极欲。这个朝廷没有尊严感，倒象一个贼，一个抢劫犯，天下是他们从曹魏那里盗窃来的赃物，他们只是在尽快地，尽自己所能地享用这个赃物。倒是张华竭力想维护着朝廷的一点体面。在闇主（痴呆的惠帝）虐后（粗蠢的贾南风）之朝，在一批老不知耻贪馋不辍的老无赖（王戎、何曾之流）和新潮的穿金戴银衣轻策肥的新生代（贾谧及其“二十四友”）之侧，独标风帜。他可能不是那个时代唯一有点自尊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张翰张季鹰，但他是唯一一个不贪钱财、唯一一个对国家，对时代，对民生还有些责任心的人。他曾力主伐吴，而不惜与权臣贾充、荀勖等彻底翻脸，从而冒着被腰斩的危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武帝死后，张华在将乱之际，在一个完全没有责任心的朝廷，极力维持着这个失去人心的朝廷的权威，维持这个朝廷对全国的控制力。同时，他还以自己非凡的协调能力与柔韧性、灵活性，与各色各类人物打交道，利用他们的优点，避开他们的缺点，尽量把他们的能量聚集到利国利民上。他的行为甚至使得贾南风这样横暴的女人也有所收敛。他至少是延缓了全面崩溃的到来，延缓了大灾难的到来。张华在当时及后来，颇获“恋栈之讥”，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他足够的尊敬，而不是个人出处的道德批判。难道个人的出处智慧真的比天下苍生更重要？置天下苍生涂炭于不顾，而谋求一己的安逸，是我们应该鼓吹的人生智慧与德行？从个性审美角度言，我会喜欢张翰，但我更尊敬张华。张翰离开家乡去洛阳的时候，一时心动，跳上路过的马车就走，跟家人的招呼都不打，家人还以为他失踪了；在洛阳做官，突然在秋风中想念起家乡的小吃，便弃官而去，连辞职报告都不写。真是了无牵挂啊。但这种毫无责任心的了无牵挂真的是我们道德的最高境界？

    赵王伦杀害了张华。张华临死前说，我不怕死。我只担心王室的祸难。张华眼神盯着远方，幽幽地说：这是深不可测的大祸难啊。在朝廷勉力支撑多年的他，知道这个朝廷己经烂到了什么程度，也知道天下不可收拾到了什么程度。“中心如丹”的张华死了，中原大地陷入了八王之乱，生灵涂炭，西晋以亡。在南奔途中，那一帮风流快活的名士，也大多流离道路，填尸沟壑——他们或在战乱中被杀死，或颠沛而死。他们娇贵的、在纵欲中淘空的身体无法经受一路的奔波和风霜。这不正是那酒醉心明的阮籍曾预言过的？破棉裤着火烧掉了，“群虱死于  中而不能出”——他们确实没能逃出。

    西晋文士中另一位在最后终于获得我们尊敬的，是刘琨。他本也是那帮浮华子弟中活跃的一员，他既参加过石崇的“金谷雅集”，又是著名的——臭名昭彰的——贾谧“二十四友”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答卢谌书》）。刘琨之可敬，在于他后来由象牙塔回到了生活中，并且他在那样长期的花天酒地灯红酒绿中竟还没有丧失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生活中苦难的感受力，还没有丧失对家国的责任心。他曾醉生梦死，荒唐万状，但一旦家国有难，马上就能唤醒他的良心与责任心。殷红的时代之血从杯酒中濡散开来，他的醉眼被刺痛了，他幡然醒来。永嘉元年（307年），他出任并州刺史，此时，那些曾与他一起痛快饮酒风流快活的人物大都已饮刀而入鬼簿：石崇、潘岳、陆机、陆云……左思也失意落魄而去了冀州，即使还没有死，也是一病不起，苟延残喘。而他在赴并州途中，看到什么呢？是他们以前从未瞩目留意过的下层百姓：

    流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妻卖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上怀帝请粮表》）

    原来丽天白日之下，竟有此等受蹂躏的生灵！他开始向朝廷为这些生灵请求粮食与布帛，对他们进行安抚与慰劳。这时，他才感到，人生一世，原不仅为一己之风流快活也。而一己之风流快活，又是何等易碎也。

    不久，他一困于刘聪，父母遇害；再困于石勒，穷蹙难安；与段匹   约为兄弟，共保晋室，又为段所猜疑而下狱。此时，他终于走到人生的绝境了——

    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

                                                           （《答卢谌书》）

    此时他的经历与心境，就类似于建安诸子了——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说，由曹操收拾安定的北方山河，又为司马氏家族拖入战乱——不过，建安诸子是满怀希望，而刘琨则只有孤独与绝望。建安诸子在苦难里显风流，而晋世文人则是由“风流”而入苦难。两个“风流”，本不是一回事。我们还是听听刘琨在绝望之中的绝唱吧——它仍然那么象建安诗歌，直让我们有“—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感伤——

        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矣若云浮

    这不就是建安么？可惜的是，建安诗人是感慨之后多作为，而刘琨则是梦醒以后无路走：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輈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秋风吹落了果实，秋霜打杀了鲜花。华盖倾覆，无路可走；沉舟侧畔，无复来者。将军一去，大树飘零。